谭家述，1909年生，湖南茶陵人。贫寒的家庭把希望寄托在幼年谭家述身上，一家人勒紧裤带送他读书， 12岁他考入高级小学，两年后因无钱缴纳学费，辍学跟随父亲种地。1924年，15岁的谭家述被父亲送到茶陵县城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在这里，经一个叫罗青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介绍，谭家述于1926年7月加入了青年团。10月，根据组织的安排，他回到家乡参加农民自卫队，同担任队长的哥哥谭家旺并肩战斗，打土豪、捉劣绅。

　　1927年1月，中共茶陵县委选派谭家述等5人前往武昌报考叶挺开办的军士教导队，谭家述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后，教导大队开到江西九江，谭家述被编到叶挺指挥的24师72团团部通信班任副班长，部队在九江集结后，同贺龙指挥的第20军一同开赴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三声清晰的枪声响彻夜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谭家述参加了攻打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战斗。教堂的守军紧闭大门，在钟楼上架起机枪，封锁了狭窄的巷道，攻击部队受阻。叶挺靠前指挥，谭家述同其他党团员挺身而出，成为“铁军”锋利的钢刀，勇往直前，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盘踞在天主教堂内的守军成了瓮中之鳖，纷纷举手投降。“铁军”又配合其他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南昌守军3000余人全部歼灭，缴枪5000余支，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南昌城上空。

　　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在广东揭阳的战斗中，谭家述右腿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掩护战友们转移。到达潮汕地区后，上级把谭家述等四五百名伤员转移到香港，但被港英警察抓捕，交由国民党军李济深部押回到广州。谭家述他们被强行编入李部。

　　1927年秋，李济深率部北上攻打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开到韶关，谭家述趁着夜色逃走，忍着伤痛，在山林草丛中向北爬行。为了不被发现，他把身上的军衣扔掉，白天藏在树丛中，夜晚光着背赶路。

　　谭家述离湖南老家越来越近了。一天，他趴在江边喝水时，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他的一个亲戚，对方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担心地问：“你怎么回来了?到处都是缉拿你的告示，不要命啦?!”

　　亲戚告诉他，现在土豪地主又回来了，组织挨户团霸占了他家的田地，杀害他的妹妹和媳妇(未圆房的童养媳)，姐姐为了不拖累家人，在牢中剪破喉咙。地主谭寿德将其哥谭家旺投入土牢，被手持刀矛的穷苦兄弟救出，但最终还是落入魔掌，被挨户团用甑子活活蒸死。阴险的谭寿德把谭家述父母关起来，不久又放出来，以诱捕谭家述。两位老人为不牵连儿子，离家四处流浪乞讨，不知去向。

　　谭家述得知家里这一连串不幸的噩耗后，心如刀绞。他明白靠一己之力是斗不过地主老财的，必须找到组织。这时路人传言，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茶陵县城。谭家述仿佛在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星夜赶往茶陵县城。

　　从井冈山下来的播火者

　　1927年12月，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三次攻打茶陵县城，建立党组织和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谭家述到茶陵后，见到了县委书记谭思聪，因谭家述在武汉军士教导队受过训，参加过实战，被任命为县农民自卫部部长，参与组建茶陵县农民自卫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湘军进攻，工农革命军被迫退出茶陵城，撤至湖口时，谭家述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这时，茶陵农民自卫军发展到80余人，但武器只有大刀、梭镖，毛泽东特地给他们补充了5支步枪。谭家述后来回忆：“从此红6军团的种子播下了。”

　　随后，谭家述率茶陵农民自卫军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自卫军在山上经过整训，编为游击大队，随工农革命军1团打遂川黄坳，缴获了8支枪，旋回井冈山休整。

　　毛泽东找到谭家述谈话，派他带游击大队回茶陵开展游击斗争，并说：“你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颗革命火种，要广泛撒播，造成星火燎原之势。”

　　1928年2月，谭家述率游击大队下了井冈山，向茶陵进发。途经湖口时，谭家述带着十几名游击队员夜袭挨户团的大队部，缴获7支步枪，旗开得胜。

　　回到茶陵后，谭家述主动争取县委的领导，在谭思聪的支持下，他带着骨干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武装。3月间，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在三河坝举行湘南暴动，然后进至茶陵，拨了20多支枪给茶陵游击队。此时，游击大队有120余名战士，50余支枪，配合朱德部队攻占茶陵县城，并给朱德做向导，到宁冈与毛泽东会师，从此开启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纪元。

　　谭家述率部在茶陵地区坚持游击斗争，保安团在严塘纠集5个大队“进剿”。谭家述率部乘夜急行军40公里，到严塘向保安团5个大队发起突然袭击，缴枪105支。游击大队打出了声威，敌人一听到“谭家述”3个字就望风而逃。

　　1929年冬，国民党军“围剿”井冈山。谭家述奉命率茶陵游击大队与永新、宁冈两县的游击大队配合，在九陇山展开游击战，牵制“围剿”敌军。敌人集中了几个团的正规军包围九陇山，企图把游击大队一网打尽。

　　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茶陵游击大队粮食弹药几尽。敌人严密封山，企图困死游击队。谭家述把队伍收拢到深山密林，坚持斗争。时值隆冬，游击战士在悬崖下铺上茅草宿营，早上起来身上一层霜，头发结了冰。仅剩的一点红薯丝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抓雪吃，吞下肚子牙齿直打哆嗦。谭家述召开支部会，说：“眼下到了年关，敌人要过年。我们乘这个机会出山，吃掉黄沙庄的挨户团，就可以解决粮食和武器弹药问题。”

　　正月初三夜里，谭家述率游击大队隐蔽下山，绕过敌人防线，向黄沙庄进发。途经中芫，天色已晚，他们从老乡家里借了一斗米煮了一大锅饭，没有碗筷，大家在飘着小雨雪的露天坝用手抓饭吃，战士们边吃边打趣：“我们是肉碗(手掌)盛饭鱼(雨)汤送啊!”

　　游击大队连夜出发，于凌晨3点多钟摸进黄沙庄，谭家述指挥队伍迅速将100多人的挨户团驻地包围，一阵手榴弹扔进去，把在睡梦中的团丁炸得鬼哭狼嚎，乱作一团，除一部分仓皇逃走外，其余的乖乖当了俘虏，缴获了40余支枪和大量粮食、肉类和油盐等物资。

　　挨户团在黄沙庄呆不下去了，游击队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谭家述乘势扩大革命武装，成立了严(塘)尧(水)区苏维埃政府。游击大队依托根据地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部队迅速恢复了元气，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茶陵根据地的东部和北部连成一片，并扩展至洣水东岸。

　　1930年8月，为配合主力红军再次进攻长沙，谭家述率茶陵游击大队会同莲花、永新游击大队攻打茶陵县城，将茶陵、攸县、耒阳、安仁、衡阳五县挨户团联防大队大部消灭，缴枪200余支，占领了县城，使茶陵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全县。茶陵游击大队奉湘东特委指示，扩编为游击第2纵队，谭家述任纵队长，率部开向攸县开辟新的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为创建湘赣根据地和红8军、红6军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能上能下的湘赣红军创始人

　　王震在追忆谭家述时写道：“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能上能下，这是家述同志的又一突出的优秀品质。家述同志是红8军、红6军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总是热忱真挚地欢迎外来同志到湘赣根据地和红8军、红6军团工作。”

　　1930年9月，毛泽东以总前委名义指示，集中部分地方武装组成湘东独立师，以保卫和发展湘东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0月，湘东特委将茶陵、浏阳、醴陵等县的地方武装组成湘东独立师，原红20军参谋长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下辖1、3两团。以谭家述的游击第2纵队为基础，编入其他地方武装，组成第3团，谭家述任团长，王震任政委。

　　11月25日，独立师进至攸县皇图岭镇附近的洣水东岸，乘夜隐蔽渡过洣水，谭家述率3团担任主攻，打下皇图岭镇，毙伤敌人200多人，俘虏400多人，缴枪300余支，取得了独立师成立后的第一个胜利。

　　1931年2月，湘东独立师更名为湘东南独立师。3 月上旬，谭家述率3团进入湘南， 14 日在酃县十都与军长张云逸率领的红7军58团会合 。当时58团600多官兵穿着短衣短裤，有的还打着赤脚，谭家述号召全团官兵将多余的衣服和干粮支援兄弟部队。24 日，3团与58团配合作战，在茶陵将军山击溃敌19师55旅的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3个保安团之一部，俘其团长陈汉雄以下100余人，为独立师与红7军主力会合铺平了道路。

　　红7军、湘东南独立师配合作战，谭家述率3团冲锋在前，攻克吉安永阳镇，歼灭敌77师230旅一部，谭家述在战斗中受伤。接着在茶陵地区击溃国民党九县联防挨户团，乘胜占领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几座县城，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为适应湘赣根据地发展的需要，湘东南独立师改称湘赣独立第1师。师长刘沛云牺牲后，谭家述任独立第1师代师长，率部进抵宁冈、遂川地区，配合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这时，中央派李天柱到湘赣任独立1师师长，谭家述改任师参谋长。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他的部下替他抱不平，他严肃地指出：“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要讲组织纪律，不能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谭家述在行动上全力支持李天柱的工作，协助师长指挥独立第1师在吉安永阳镇、茶陵桃水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28师1个团，击溃敌63师188旅，俘其团长毕卫汉以下1100多人，缴枪800余支。独1师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新组建独立第3师，下辖两个团，共800余人。

　　1932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湘赣独1师、独3师在永新合编组成红8军，以独1师师部代军部，李天柱兼代军长，王震兼代政委，谭家述兼代参谋长，全军共约4000人。5月，湘赣省委、军区派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谭家述去湘南组建一支新部队。他从独1师带了一些骨干，以茶陵县地方武装为主，整合湘南地方武装，创建了新的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共800多人、500多条枪，他任师长，率部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不久，湘赣省委又调谭家述到独3师任师长。

　　9月，在红8军攻打分宜的战斗中，李天柱、王震都身负重伤，离队治疗。谭家述的部下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但不久中央派萧克、蔡会文到湘赣，分别任红8军军长和政委。谭家述毫不计较，在军长、政委的领导下，协助组建红8军军部，对部队进行改编。独1师改编为22师，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伤愈归队后任政委。独3师改编为24师，新的独立师编入红8军为23师，全军共5000余人。

　　1933年5月，红8军获悉国民党军从茶陵运来粮食和军需物资，决定伏击之。谭家述率22师在九渡冲占据有利地形，截击敌军两个营的护送部队，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但敌后卫部队乘机抢占了九渡冲左侧的高地，与红8军相抗。当时，有人提出停止进攻，谭家述主张乘敌立足未稳之机加以围歼。指挥所同意了这一主张。谭家述率22师直插国民党军侧后，一举抢占了高地，同其他部队配合将敌合围聚歼。九渡冲之战，全歼敌63师4个团，击溃15、19师，毙伤副旅长钟之山以下500余人，俘虏1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中革军委发来嘉奖电，称此战是“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战线上严厉地打击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

　　7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湘赣主持工作，谭家述衷心拥护，主动向任弼时介绍各方面的情况，认真配合任弼时的工作。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红8军与湘鄂赣的红18军合编为红6军团，红8军、红18军分别改编为红6军团17师、18师，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并兼17师师长、政委。谭家述曾任军团参谋长，但后来上级任命李达担任这一职务。谭家述顾全大局，愉快地到18师任参谋长。

　　1934年8月，红6军团根据中央的指示，撤离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在突围过程中，红18师殿后，谭家述又率部承担后卫任务。国民党追兵像一群群蚂蟥一样，怎么也甩不掉。谭家述看到路旁的竹林，心生一计，命令部队一部分监视阻击敌追兵，一部分动手削竹签。他吩咐战士们把竹签涂上桐油，尖朝上埋在走过的路上。敌兵一窝蜂似地追上来时，踩在竹签上，擦了油的锋利竹尖扎透鞋底，刺入脚板，敌兵大喊大叫，乱作一团，不敢向前追击。谭家述见“竹签阵”管用，命令部队每走一段路，就变换方式摆下“竹签阵”，有效地阻滞了敌人追击，使红军后卫部队与国民党追兵的距离越拉越大，最终摆脱了追敌。

　　10月24日，红6军团在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李达调任红2军团参谋长，谭家述复任红6军团参谋长，参与组织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后谭家述因枪伤复发和病重，不宜在一线作战，上级安排他任湘鄂川黔红军学校校长。他二话没说，背起背包到了全新的岗位，白手起家办学，招收600多名学员，编为1个政治队，4个军事队，聘请一些有政治、军事水平与实际经验的部队干部当兼职教员，为红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政治军事骨干。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留学生

　　谭家述克服伤病的长期困扰长征到达陕北，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这年冬天，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派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到苏联，一边养病，一边学习。谭家述就是其中一个。

　　1938年4月下旬，谭家述和刘亚楼、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杨至诚等人一起，经陕西、甘肃进入新疆，踏上赴苏的征途。那时，交通不便，他们经过近半年的艰难跋涉，才抵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谭家述经过短期的身体疗养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这所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将军的摇篮。谭家述十分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苏联教员的耐心辅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攻克了语言上的障碍，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课程，为回国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1年6月，正当谭家述等人认真研究军事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时，苏德战争爆发，战争风云很快席卷了苏联大地。交通中断，他们想回国已然不可能。中国学员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编入苏联军队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形势发生转折后，谭家述等人征得共产国际同意，经外蒙古返回中国。

　　谭家述他们日夜兼程，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部队，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之中。谭家述先后在聂荣臻、叶剑英领导下，参与创办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1948年7月1日，这两所学校合并为华北军政大学，谭家述被任命为副校长。

　　谭家述主要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他把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办学的实践之中。建校之初，几乎没有现成的教材，谭家述在叶剑英校长的领导下，组织教员广泛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材，并三次抽出机关干部和教员组成参战组，赴济南和太原前线观摩实战，搜集作战资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很快就编写出30多种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

　　华北军政大学一期招收学员近5000人，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战术教学侧重于攻坚战、山地战、水网稻田战、河川战训练;技术教学则侧重于炮、工、摩托等专业训练。然而，全校能上课的教员仅有36人，缺额达75%。谭家述向叶剑英校长建议，可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利用旧军官作教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叶剑英当即拍板从敌军起义、投诚、被俘人员中，挑选了200名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当时，来校任教的部分旧军官有思想包袱，谭家述等校领导多次给他们作报告，打消他们的顾虑。

　　华北军政大学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了初、中、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躬耕于防空军、空军的“茶陵牛”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曾说：“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牛嘛!”在他的眼里，茶陵的同志就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牛”的形象。建国后，谭家述发扬“茶陵牛”的拓荒精神，为军队建设躬耕不已。

　　建国初，为防止国民党军的轰炸袭扰，解放军在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相继设立了一些防空司令部。为统一对防空部队的领导，中央军委于1950年9月7日决定组建防空部队的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谭家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建立防空部队司令部之初，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谭家述负责基建，建设场地垃圾堆积成山，他吃住在工地，以拓荒精神组织施工队伍搬走垃圾山，盖起办公大楼、营房和礼堂，为防空司令部的正常运转创造了基本条件。

　　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防空部队赴朝鲜参加对空作战。谭家述参与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4月，先后共组织了8个高炮团及6个独立高炮营、1个探照灯营、4个雷达站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作战1万余次，击落敌机400多架，击伤敌机1500多架，对掩护后方交通线和重要军事、工业目标，配合其他部队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提高防空部队干部的指挥实战的能力，防空司令部组织了3批干部赴朝参加轮战实习。首批实习干部回国后，谭家述亲自组织撰写《第一期防空高级干部实习总结》，为后几批干部赴朝实习提供了借鉴。

　　195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防空部队定名为防空军，由陆军的一个兵种提升到一个独立的军种，与陆军、海军、空军、 公安军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杨成武任司令员，谭家述任副司令员。 防空军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加强防空建设的方针，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土防空作战体系。1955年，谭家述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与空军合并为一个军种。5月17日， 两军正式合署办公，改称空军，谭家述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由过去靠步枪、机枪打仗的步兵到有比较先进的高射炮、探照灯、雷达装备的防空部队，再到装备有现代航空兵器的诸兵种组成的空军，工作性质、内容和任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仍以拓荒牛的态度，不断改变自己，提高自己，很快适应了新工作。

　　谭家述分管空军院校工作。空军院校数量多、类别多、专业复杂、遍及全国。他在司令部有办公室，但他办公多在军校部。不懂的地方，就拜下级为师，甘当小学生，边学边干，很快成为抓空军院校工作的行家里手。1958年，炮击金门，谭家述分批组织教员、干部到福建前线参加实战锻炼、见习，使学校的训练工作更符合部队的实战需要。

　　谭家述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71年9月，他突发脑溢血，住进空军总医院。王震把他的病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和家述是一个战壕里的老战友，他的事你就负责吧!”王震悉心关怀老战友的治疗，请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及夫人沈渔邨(精神病学教授)为他会诊。

　　谭家述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斗争，坚持练走路、学说话，练左手写字，1973年初写下“周总理我想念你”几个字。几天后，这张纸条转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代表他看望谭家述，谭家述激动得泣不成声。1986年2月1日，顽强同病魔搏斗了16年的谭家述，用颤抖之笔写下了代表他心声的5个大字：“共产党万岁”!一年后他与世长辞，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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