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食品保健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而古代食品保健的发展始终与中草药的发展密不可分。有些食品不仅能提供人体营养和新陈代谢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作为防治疾病、抗衰老、美容等起到辅助作用，这就是有些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内容。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食品保健功能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古人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不发达的当时，对食品保健的认识，从原始萌芽阶段到清代，从无知到有知，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众多的古代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人民食品保健的萌芽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我国现代食品保健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应发扬光大。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环境恶劣，食品没有保障。人们“茹毛饮血”“饥不择食”根本谈不上食品保健。《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经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神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经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我国远古人为了寻找食物，在采集植物、种植谷物、狩猎等过程中，通过“尝”的实践开始发现了一些天然物的性能，这就可能在发现某些食物的同时也发现某些药物和毒物，“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历经悠久的岁月才慢慢积累一些初步的模糊认识。人类用火的历史已超过一百万年，中国传说“燧人氏”时代人们开始学会用火，已证明山顶洞人已懂得了人工取火，有了火，就可以“炮生为熟”、“以化腥臊”，就防止了一些肠胃疾病的发生。《礼含文嘉》中也记载“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病，有异于禽兽”，这是远古时代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食物保健活动。洒在我国的起源有几种的说法，其中仪狄、杜康造酒之说流传最广。《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秋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亡其国者’，遂疏仪秋而绝旨酒”，可见当时酒已开始作为饮料，并对酒的兴奋（少量）和麻醉（多量）作用开始有了体验。禹时已是中国原始公社末期，禹之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代，开始了中国的奴隶社会。1973年在河北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蔷薇科梅属（Prunus）种子30余枚,其中以桃仁为主,桃仁既是食品又是药品,这是药用食品即具有保健功用的食品的早期实物发现的确切证据.两周是中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周礼》记载周朝设“食医”之职，如“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酱、百馐、八珍之齐。”食医负责为王调和食物，安排饮食营养，可见当时帝王对食品保健是颇为讲究的。《周礼﹒天官冢宰疾医》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食品要与药品相互配合才有利于疗养疾病。《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其中也收集了一些食品如梅（梅实）、麦（即大麦和小麦）、桑葚（即桑椹）、桃、棘（即沙棘，比枣短小）、鲤、杞（即枸杞）等。春秋时期的《山海经》记载不少有疗效的禽兽、鱼鸟、草木等，如：“萆荔，食之已心痛”，“栎，食之已痔”等。据统计《山海经》记载食物有疗效的食品大约70余种，可治疗的疾病有：肿、疥、心痛、痔、瘿、痨、狂、疣、疽、痢、腹痛、呕疟等。《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而孔子是春秋末期儒家的创始人。《论语》中说：“食饐（音义）而餲（音艾），鱼馁而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反映了春秋末期儒家对食品保健上的严格要求。以上足以说明在春秋以前的奴隶社会，食品保健的思想认识已开始有了雏形，帝王家已有食品保健的相关制度。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奴隶社会最终崩溃，封建社会初步建立。战国以后，除在一般医药典籍中讨论食疗外，还出现了许多食经，其中最早的当属《神农食经》，此书早已遗失，书名载于《汉书?艺文志》中，估计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年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从内容考察其成书时间早于《皇帝内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医药文献。该书大量食品人药，如食盐、乳汁、蜜、猪脂、牛脂等。书中所载50余种病，半数左右可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之。如载“以水一斗煮胶一参，米一升，熟而啜之，即以食疗癃疾（癃闭）等”。《皇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约在战国时期。《内经》在食治食养方面确定了明确的原则和实施方法，提出饮食的五味必须调和，不能偏胜，偏胜则引起种种疾患。又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精，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说，凡毒药都是用以攻邪的，五谷是用以营养，五果是作为辅助之用，五畜之肉是用补益精气，也就是药治和食治结合起来，相反相成的意思，这与现代科学观点完全吻合。《内经》中虽未形成营养学科，但对营养和食品保健等认识已初步形成规模。《神农本草经》虽不是食疗专著，但也记载了约50余种的药用食品，如苡仁、芡实、大枣、葡萄、枸杞、百合、龙眼、糜脂、熊脂、乌贼、橘柚等，他在《金匮要略》中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两个专篇，以计论“食禁”为主，论述极为详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食疗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书中记载了有脚气病症候，提出用（豆）豉、大豆、小豆、胡麻、牛乳、鲫鱼等防治方法，从现代科学角度看，所用食物都含有B族维生素，其治疗方法符合现代科学原则。  

《隋唐》经籍志中收载的与饮食卫生有关的书名有四十余种，如刘休《食方》一卷、《太医食经》五卷、《崔氏食经》四卷、《膳食养疗》二十卷、马琬撰《食经》三卷等。这些书现在几乎全部已亡佚。唐代时中国食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第26卷，专辟了“食治篇”，这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书和营养疗法的专篇。该书除序论外，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附虫鱼）四门来叙述。孙思邈在序论中说：“大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医者，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若能用食平痾，释情谴疾者，可谓良工。”可见他对食治十分重视。他总结出五脏所宜食法，如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韮等，心病宜食麦、羊肉、杏等，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枣、葵等，肺病宜食黄黍米、鸡肉、桃、葱等，肾病宜食豕肉、栗藿等。食治篇记载果实类30种，菜蔬类63种，谷类24种，鸟兽类45种，共162种，大都有补益之功，如补五脏、益气力、填脑髓、坚筋骨、利四体等久服可轻身延年；更有一些具有疗疾作用，如止泻利、止咳嗽、止呕吐、破癥瘕、散瘿瘤、杀诸虫、杀蛊毒；治虐、庳症、头痛、崩漏、卒聋、脚气、疥、痔、脱肛、虫积等。书中许多论述符合现代医学观点，如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用谷皮煎汤煮粥防治脚气病等。唐朝显庆年间（公元659年，孟诜撰写的《食疗本草》问世，他收集民间所传，医家所创，加以己见，集食物于一书。原书久遗，现存的是敦煌石窟的残卷，以及以后各医家引用《食疗本草》的资料收集而成的篡辑本。据宋﹒掌禹锡考收载食药227条，谢海洲等辑本共辑得260味，书中每食药之下均注明药性，其次则分记功效、禁忌及单方等。其中不少品种为唐初本草书中所未收录。另有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和藻类食品的医疗应用以及不同地域所产食品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记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昝殷著《食医心鉴》约成书于853年，今已遗失，现本为日本人从《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而成，1901年罗振玉自日本得之携归。本书以食治为主，共列有15类食方，书中提出用鲤鱼、冬瓜子、赤小豆治疗水肿等。唐﹒大中十年杨哗撰《膳夫经手录》载有植物18种，鱼2种，兽2种，禽5种，除记其性味食法外，还记述治鼻衄，治疗鱼中毒，食菌中毒等的食物疗法，特别对茶的不同产地、品种特色描述甚详。王焘著《外台秘要》载有多种食治疾病的方法和食禁，并且有论述饮食不当导致疾病的情形，如“夫消渴者，凡积久饮酒，无有不成消渴病者”，认为预防消渴必须注意：“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与现代医药学防治糖尿病的观点吻合。  

南朝齐梁问、陶弘景在总结前人本草成就的基础上写出了《本草经集注》，首创把药物分成8类，其中就有果、菜、米食三类属于食疗食物。当时所写的《荆楚记》等，记录了日饮一种保健饮料“屠苏酒”有保健防病之意。  

宋、金、元时代食疗学有了较全面的发展。如宋﹒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记载28种疾病都有食治方法。宋?赵佶编《圣济总录》中专设“食治门”，共有30条论述各病的食治方法。例如，“治血痢，马齿苋粥方”。用马齿苋痢疾，其疗效已为古今医疗实践所肯定。林洪著《山家清供》载各种食品102种，有荤有素，有茶点饮料、糕饼果品、粥饮羹菜等。宋代的保健饮料已很普及，如《梦梁录﹒茶肆》中载有“四时卖奇异汤。．．．．．．暑天添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其缩脾饮多为食药两用组分：砂仁、草果、乌梅、甘草、扁豆、葛根6味，都是具有抑杀胃肠道病原菌，健脾胃，助消化作用的药物，是一张防治两用保健饮料的好处方，并且气味既芳香又酸甜，暑天饮服十分适宜。陈直撰《养老奉亲书》（1085年）记有食疗方剂162首，对老人的食治贡献甚大。  

金、元年间，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学术争鸣。各家用药立论虽不同，但都主张饮食是防治疾病的基础。如李杲（1180—1251）极力提倡营养疗法，主张补养脾胃，培养元气，他著有《食物本草》一书。张从政（1156—1228）主张食养补虚，他虽有攻下派之名，但实际上是主张攻补兼施。1329年元代海宁医生吴瑞编《日用本草》，其中分八卷（米、谷、菜、果、禽、兽、鱼、虫），目的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书中载药540多种，着重论述日用食物的性味功用。从这本著作的内容可以知道在14世纪我国食品保健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多彩了。但是能代表这时期食品保健发展的著作莫过于《饮膳正要》一书。该书是公元1330年（元﹒天历二年）由饮膳太医忽思慧所编撰。《日用本草》和唐代的《食疗本草》等偏重在饮食疗法方面，而这本书已经从健康人的饮食方面立论，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每一种食品都同时注意它的养生和医疗效果，所载的基本都是保健食品。正如“自序”中所说“．．．．．．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书中有养生避忌、妊娠食忌和乳母食忌；例举各种富于营养的食品及其烹饪方法；讲食物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等。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食补”的。例如，马思答吉汤是用羊肉、草果、官桂、回回豆子作成的，可补益、温中、顺气。又如大麦汤用羊肉、大麦仁、草果所制。具有温中下气，壮脾胃，止烦渴，破冷气，去腹胀之功用。该书第三卷完全是叙述日常食物的性味功用。包括米谷、禽兽、菜果等。例如：“回回豆子味甘无毒，主消渴，勿与盐煮食之，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又如“小麦味甘微寒，无毒，主除热。止烦躁消渴咽喉干。利小便，养肝风，止痛唾血”；“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痨寒冷、补中益气”等。  

明、清时期食疗本草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有的还从营养学观点出发谈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的则从食疗学观点论述各种食物的治疗作用。15世纪以后，卢和按照《日用本草》的分类法编成《食物本草》，把米谷并为一类，另加水类；在内容上也比《日用本草》增加了一倍。《日用本草》治病功用和附入药方很多，《食物本草》则很少，但在每类之后都加上总结性跋语，例如：在菜类上认为多食蔬菜可疏通肠胃，在一认识完全符合“膳食纤维作用”的现代营养学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认识到蔬菜中含有水溶性维生素和各种无机营养成分等的功用，但能意识到蔬菜对人体保健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宁原的《食鉴本草》所载皆寻常食品，但在分类法上颇有改进。朱橚所撰《救荒本草》大都为前人未经记载的可食植物，扩大了人类利用可食植物的范围，在植物学和食疗方面有很大贡献。全书共记载414种植物，除见于记载的138种外补增了276种。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把各种野生植物物种在园内，待长成后按照实物原形进行绘图解说，由于包含了实地观察记录，内容颇为丰富，学术价值很大。按照《救荒本草》的形式而编写的还有鲍山的《野菜博录》（四卷），共载植物435种，多属黄山一带植物。  

《救荒本草》和《野菜博录》代表了这一时期食物保健文化的新成就。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水部放在全书药物的卷首，他认为：“盖水为万化之源”、“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完亡”。与现代营养学把水列为六大营养素之一的科学观点是一致的。《本草纲目》记载了谷物73种，菜105种，果127种，所列举的444种动物药中有很多是可供食用的。为现代食物保健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清﹒咸丰11年（公元1861年），王士雄纂辑《随息居饮食谱》被誉为食疗名著。书中收载饮食物331种，附食物73种，共计404种。属于食物性中药计382种。全书分为水饮、榖食、调和、蔬食、果实、毛羽、鳞介等七类；每类分述多种饮食物，均按性味、功能、主治、临症应用、服法、宜忌等进行论述。其特点是：“一、重水洁水．．．．．．；二、重素食、重食疗．．．．．．；三、辩证论忌．．．．．．。”主张“食无求饱，味勿厚滋，而以清淡洁净，适合时令为佳”的学术思想，对当前的“现代生活方式病症”很有现实指导意义。黄鹄辑《粥谱?附广粥谱》共载药粥方200余个，成为现存在第一本药粥专著。叶天士的《温热论》中用甘蔗、梨、鲜芦根、生荸荠、生藕汁治疗阴虚津涸等，都是宝贵的食物保健经验。此外，尚有吴有训的《温疫论?论食》，袁子才的《随园食草》，张英的《饮食十二合论》；章杏云的《调病饮食辨录》；陈修园的《食物秘书》；朱本中的《饮食须知》；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叶盛的《古今治验食物单方》；柴裔的《食鉴本草》；龙柏坚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章穆撰《调疾饮食辨》；文晟辑《本草饮食谱》；费伯雄撰《费氏食养三种》、《食鉴本草》；何克谏著《（增补）食物本草备考》；吴汝纪辑《每日食物却病考》等都丰富了食物保健的内容，做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