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骗子很多，但是集大成者却不多，能改变成电影的更少，这里小编例举2个，一个是被FBI招安的超级大骗子弗兰克.阿巴内尔，另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费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他也最后被改变成电影《伪装者》。他们都是人类世界的变色龙，随时随地都可以根据环境来改变自己的身份，下面一起来看看吧，他是如何行骗的。

费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是一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他父亲的电影公司生意兴隆，一家人住在庥省诸塞州劳伦斯的贵族区。他本人却是个爱冲动，极敏感的理想主义者。当他父亲的公司破产后，德马拉一家不得不搬到脏乱的城区一所劣质房子里。他变得烦躁不安、任性散慢、而且骨瘦如柴。1935年，他14岁时便逃离学校，进了罗德岛上一座西妥改革教修道院。15岁时，他又离开修道院，参加了波士顿的兄弟会。16岁时又脱离兄弟会报名参军。

美国千面诈骗犯费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

参军后没几天，他便意识到自己仍未找到正确的选择。但从上述这些经历中他却学到了很多管理方面的东西。他发现，不论是学校，修道院还是军队，其管理方法几乎全都一样。为了避免在食堂打饭时排长队，他曾经试过在臂上戴上装运办事员的蓝色臂章，走到队伍前头，手里挥舞着一大卷油印的货单，对着人群大喊：“卡拉瑟斯，淮是普拉维特·昆廷·卡拉瑟斯?”只要一进了食堂里面，他就不再叫喊，拿起一个托盘，往里面拣放食物。在部队里，他以这种简单的手腕每每躲过那些他不想干或令人乏味的差使。因此服役整整一年，他几乎没干过什么繁重的事。不过这种手法太容易，叫人提不起兴趣。于是他偷了一位老兄的身份证，紧急离队——开了小差。

他的命虽好。时运却不佳。三天后， 日本偷袭珍珠港。部队积极开展了追捕逃兵的行动，为避免捉住，他参加了海军。他的这一决定从逻辑上来说也许有些奇特，可经验却使他获益匪浅。为避免去新兵营，他申请去海军医学院。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他真正热爱学医。他学习刻苦，很快便被提升为班长。在医学院基础课程之后．他又申请继续深造。

如果他的申请被批准，那么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他也许会以海军医科学生的身份在部队实习，并按部就班班地成为医学博士。但有一位过分挑剔的海军官员却注意到德马拉高中未毕业，他的申请因此被拒绝，并被派往晦军某部驻军的荒岛上当了一名海军陆战队水兵，德马拉对这一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偷出一些海军所用信笺，以此弄到一位医生的学历记载。

这位医生的名字也是他从海军名册上随意拣来的(R.L.弗伦奇)，然后换上自己的名字，再申请深造。结果成功了，不过效果好得有点过了头——弗伦奇的优秀学历使海军大感兴趣，立即绐他正式授衔。但授衔需要进行治安审查，德马拉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也通不过这一关，于是将弗伦奇的档案搜集一起，伪造他自杀的现场(他的军用背包和帽子放在岸边，并附有一份自杀的遗书)再一次当了逃兵。

在军队里的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

现在德马拉已经20岁，依然是心无主见，茫茫然然。他身高6尺1英寸，体重235磅．看上去像个足球运动员，可给人的感觉却像个时乖运蹇的大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有才之士或是失意之人，他自己常常感觉恐怕是后者。最令他不安的是他在西妥教上的失败，他对西妥教教派甚感兴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该教有多么虔诚，正是这一点使西妥教教十们大为恼火。德马拉对此教教义并不相信，他深感兴趣的是该教教徒在世界上受到的敬意和尊重，因此他也想成为其中一员。

事实上，他这么想了，也就努力这么去做。

在以后的六年里，费迪南德·德马拉向英国的修道院发起了一次最奇特的进攻，如此进攻是基督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加入某教区作一名见习修道士，这一点连傻瓜都能做到，他的目的是立即主持某一教区，做该教区的祭司。他想找—个他能从教或行医的教区，这样他便可以建立或领导哲学学科方面的学院或系部一一比方说形而上学或心理学。

他用R.L.弗伦奇医生的假身份，去肯塔基的圣女受难会和一所西妥教修道院呆过；后又进了阿肯色的新苏比阿科大教堂；他做过芝加哥的圣维阿托牧师会的签约牧师，还在密沃尔基的圣`卡米路斯教区、以利诺斯的圣·比德大教堂，洛杉矶的圣·约翰兄弟会以及纽约的圣·保罗传道会里都呆过。

在几年的时间里，他试过26家不同的修道院以及宗教团体。而每次的经历也大体相同。每每他的R．L.弗伦奇的身份总能为他敲开各家的大门并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总是太急躁，每每把事情闹得过大，不是稳扎稳打，而是急于求成，手伸得过长，引起人们怀疑。每一家修道院院长或住持总是对他进行调查，结果无一例外都发现了他假造的身份，因此总是被扫地出门。

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扮演的各种各色

在所有这些失败中，他也有过两次几乎成功的记录。在芝加哥，圣维托牧师会派他去德保罗大学参加神学研究生学习。他轻而易举完成了学业并以各种全A的优异成绩毕业。然而同以往一样，他不能善始善终。他以为这回读了书可以直接进入修道院的高层职务了，却发现他还得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完成所有见习期。他曾试着做下去，但又一次失却了耐心。和他的宗教指导老师打了一架之后，他偷了住持的旅行证飞快逃往亚利桑那。

3个月后，在宾夕法尼亚的伊利城，他无意之间又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甘农教会学院对弗伦奇医生建立心理系一事极感兴趣。这一次又是一样，要不是他的自负和急躁，也许就真正成功了。修道院院长韦尔利大主教， 自己也是一个颇具进取精神的人，因此他很欣赏“弗伦奇”。他给他充分的自主权，德马拉有了大主教的支持，便如虎添翼，很快便成立了心理系。他设计了普通心理学、工艺心理学和病态心理学等课程并亲自任教。

然后他扩大办学规模，创立了哲学院，并自任院长。这一切扰如一股旋风，使他由一名见习修道土、倒霉的失败者费迪南德·德马拉一跃而成为他梦寐以求的甘农大学(按他的计划，甘农学院很快会成为甘农大学)哲学院院长、心理学学士、硕士、博士罗伯特·林顿·弗伦奇。

但德马拉不能就此打住。一旦他巧妙地讨得了伊利住持约翰·甘农大主教的欢心，他便向主教提议成立一个以甘农学院为基地、旨在教育年青人的“虔诚人士协会”。说白了，也就是建立一个对德马拉进出修道院没有任何限制和规定的教育机构，更妙的是德马拉自己担任该协会的领导。

从街头游民成为自己修道院的住持，这就是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令人惊异的是，甘农大主教却赞同这种想法。他甚至把紧靠校园的一所空房让给他作协会的办公驻地。虽然主教尚未给他资助分文，德马拉却立即在十几家宗教报刊上大作广告，拉新会员。然后又替自己印刷了名片，名片上印的是：“圣马克虔诚协会会长、教会大学校长、修道院院长，罗伯特．科波尼科斯”。

作为哲学院院长，更不用说准教会大学校长一职， 自然需要二间与之相称的办公室。德马拉认为他现在的办公室太不适合他的身份：过于朴素。不经韦尔拉主教的同意，他便下令对此进行翻修，买回整整几大卡车新家具，门上的招牌也焕然一新，最后结账时，韦尔拉对他大发雷霆，两人在韦尔拉的办公室吵了一场。同以往一样，德马拉这次又失去了耐心，威胁说要立即辞职，作为心理学的教师，这真是个愚不可及的错误。他光辉的前景就为了办公室的家具问题一场争吵而毁于一旦。

德马拉又重新回到起点。现在他以罗伯特尼科斯的身份出现。他试过新奥尔良的圣·卢克兄弟会。 申请过佛罗里达的圣水修道会，搭便车土过苏必略湖滨的拉·维斯塔修道院，与新墨西哥的可斯马拉基督修道院签过约，最后去了华盛顿·奥林匹克的圣马丁修道院兼神学院。事情总算有了转机。

德马拉在此成立了圣马丁学生心理中心．大量开展超出职权范围的工作；与本地的行政司法长官等交上了朋友。该司法长官和另外两人一起于1947年8月25日前往修道院拜会了德马拉。他们毫不客套，开门见山。“联邦调查局，”其中一人说，并出示了证件。另一人则拿出手拷铐住德马拉的手腕。“这到底怎么回事?”圣·马丁的大主教被这突如其来的现实惊呆了。“逃兵。” 一位说。“战时开小差。”另一位补充。“他该处死刑。”第三位说道。

幸运的是，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海军军事法庭的法官对他比较宽容，法官允许德马拉为自己辩护。德马拉为自己辩护时说六年修道士的隐居生活已经使他的灵魂得到净化，法官似乎乐意接受他的这一辩护。他让德马拉在海军监狱里呆六年，并通知部队将他送到加利福尼亚的桑·佩德罗海军惩处营，德马拉因表现良好而于一年零六个月后释放。然而，这毕竟是在监狱度过的十八个月。也许有人认为，给一个28岁，业已幡然悔悟的骗子18个月的监禁已经足够。

18个月的监禁

可他服完了这一刑期。他恢复了自己的名字，在医院找了一份夜班活，并且报名上了波士顿的东北法律学校的日班。他生活简朴，学习努力、并尽力避免以往的罪行。但在担任过系主任、学院院长后再来作一名学生，他的生活犹如从天上掉到了地下。除此之外，他得不到任何起码的尊敬一一而这一点，是德马拉从小到大最为渴望得到的。

事实上，他摈弃行骗，奉份做人的能力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1950年，当他听说加拿大皇家海军正急需参加朝鲜战争的医生时，他的反应几乎是本能的。德马拉与加拿大本有家庭渊源。他父亲是加拿大籍法国人(戴马雷)，娶了一名新英格兰女子(玛丽·麦克雷利)为妻，并将自己的名字英国化。于1920年搬迁到美国。至今德马拉仍有许多亲戚关系在魁北克。正因为如此，他小心翼翼绕过该省，乘车去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向加拿大皇家海军兵站以约瑟夫·西尔医学博上的身份报名参军。

名字并不是虚构的，早年他在新不伦瑞克的大瀑布见过西尔博士，并对博士的各种名牌大学证书留下了深刻印象(哈佛大学、麦克吉尔大学)于是便主动提议要为他弄到在美国行医的执照。自然他利用了博士的诚意，将博士的所有证书复印了一份。加拿大皇家海军对“西尔”深感兴趣。他们只花了15分钟便同意录用他在皇家海军工作。这15分钟的大部分时间是为了等待有关签署委任令的官员。又过了两小时，便用镶金边的蓝色制服和白色大盖帽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德马拉走出试衣间，于当晚前往哈利法克斯， 的海军医院报到时，他已成为加拿大皇家海军上尉外科医生约瑟夫·西尔博上。

一下子，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便开始走马上任，行使权力。这里，并没有真正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何况德马拉对医学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他曾在美国接受过基本的医疗训练。此外，研究表明，大部分病人不管诊治与否最终都会康复。当然，这并不包括传染病。但德马拉大量使用抗生素来掩盖他在这方面的缺陷、任何人，哪怕是长疮疹什么的。一律给开盘尼西林，或口服，或注射，仍无把握，则双管齐下。如果病人还不好——有些真正严重的病例，德马拉就把责任推给医院其他六位医生身上。工作之余，他攻读医书，直到耳熟能详的程度，这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方法虽不无有害，却极为有效。

不久，他被调到“宏伟”号航空母舰上。这可不大妙！现在他可没有别的医生可以依靠、推诿了。更糟的是，一名医务指挥官每晚都要上舰来，检查他的工作。这名医务指挥宫并不起眼，但他对“西尔”医疗水平的明显欠缺大为疑惑，他对“西尔”写的诊断报告单写了大量评论意见。德马拉以典型的德马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在船舱底部占了一间房，每天晚上，医务指挥官到来之前，把所有他不能确诊的病人全部关进去，在门口挂上“隔离”的牌子，以免外人进去。于是，他诊断报告单的质量立即提高。但加拿大皇家海军又把德马拉调往驱逐舰“卡育加”号(该舰前往日本海参加朝鲜战场巡回防务)，这下他以前的那套可行不通了。

德马拉不知应该就此罢手还是彻底坦白。他为此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一方面他接受能力强，像海绵一样——一直在吸收医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他却又很难有机会使用这些知识。最后。他深吸了—口气，决定还是坚持下去。他的这一决定产生了朝鲜战争中最富戏剧性、最有人情味的广为流传的故事。在“卡育加”前往朝鲜战场的途中，一切都是平平淡淡，未有任何重大伤病事件。德马拉每天只是上上药、治疗晒斑、皮疹这类小毛病，可驱逐舰从朝鲜战场下来时，却带回了十九个重伤兵。

德马拉惊惶不已。水兵们在外边搬运伤兵上舰，他却关在自己的舱房里害怕得要死。为给自己壮胆，他不断地喝兰姆酒，心里祈盼着能突然来一场风暴，将舰上的医疗所打坏。当他再也无法拖延时，他便从最轻的伤员开始，心里则希望伤势严重者会在手术开始前便死去。他的祈愿都未实现，他只好一个接一个地给伤员动手术。他全神贯注治疗伤员，脑子里根本没了时间概念。

几小时后，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突然变得医术高超，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手术极为成功。伤员经过修理整复一个个不是踉踉跄跄走出诊所，就是完完整整地抬出诊所。伤员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他的医术也似乎越来越高超。他用刀锯、钳、针，清创、切口、缝合。最后一个伤员治疗完毕，他一共修复了十几处伤口、从伤员体内取出一把弹片，从紧靠心脏的部位取出一颗子弹，并使一个衰竭的肺恢复了功能。

医术高超的费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

当所有伤员处理完毕，他一身已被血和汗水湿透。他连续工作了十六小时，舰上的全体官兵向他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他们根本没想到他们为之欢呼的究竟是什么人。故事到此尚未结束。几星期后，“卡育加”号在日本海兜了一圈，像上次—样，又经过朝鲜海岸线在一个叫“青南坡”的小村庄外停靠。德马拉在那儿发现了好几个他以前治疗的伤员，他们都已复原，看见他很高兴。但有些又在以后的战斗中负伤，这个小村庄里挤满了极需治疗的伤员。

德马拉又一次奋力投入工作。如同前次一样，在以后的两个星期内，他为伤兵进行了上千次治疗，几百个大大小小的手术，甚至成功地做了一例肺切除术——这是医学上最复杂的手术之一。这手术的细节他是从医学杂志“手术刀”上得到的。工作之余，他帮助村民们维修供水管道、清理厕所，建立基层医院，帮他们粉刷手术室。不久邻近的村庄也把他们的伤员抬了过来。

这个故事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报刊上登载，轰动一时，(标题是“朝鲜山村医生忘我创造奇迹”)并在西方各个角落传颂。故事也传到了新小伦瑞克的埃德门兹顿，真的约瑟夫·西尔医生不断接到打来的电话，这使他大惑不解。一开始他想，也许有两个西尔，可后来他自己也读到了这个故事，并看到了照片。他认出照片上的人是他曾经见过的R．L 弗伦奇医生。这以后，一切便都很快清楚了。尽管他的船长和船员们一再抗议，并对他表示声援，加拿大皇家海军还是逮捕了他，对他进行审判然后将他驱逐出海军。这是加拿大海军史上耗时最短、处理最快的一桩案子。1952年11月21日，德马拉踏上加拿大的国土，几小时内，他又一次成了街头浪荡子。

但很快他便成了名声显赫的浪荡子。就在圣诞节前，“生活”杂志找到了他并以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他的传奇经历(他将这钱给了他的母亲)。这成了“生活”杂志十年里头最受欢迎的故事。但对德马拉来说，这却成了他终生的累赘。现在他想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出现已是不可能的了。有两年时间，他试着在一家又一家的儿童福利院工作。他和那些无家可归、少年犯以及弱智的孩子在一起，他感觉圾好。无论在何处，孩子们立即便接纳他，把他看作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在麻萨诸塞在匹兹堡、在堪萨斯、纽约，总会有人认出他就是“生活”杂志的主人公，然后便辞退他。虽然人人都爱读他的故事，却没人愿意一个骗子和孩子们在一起。

1955年，德马拉又开始过着隐居生活。他公开的身份是本·伍·琼斯(出生在密西西比，在佐治亚州受的教育)，在休斯顿拉马尔旅馆做会计(他此生从未干过会计)。那时他正好看到报上一份广告，征招德克萨斯最大的监狱——亨兹维尔教养院的看守。对德马拉来说，这真是一个讽刺一一不过也很吸引人。不管怎样，他决定应征。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运用了伪造、冒充、撒谎、欺骗等一系列的手段。与之相比，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这也得益于他以前的大量实践。1955年2月20日，他成了亨兹维尔劳改农场一名看守。“你在这个农场做事，可得小心点，他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对你不客气。”监狱长格雷·塔布菲尔警告他说，“明白吗?”

德马拉有他自己的想法：“千万不要给他们以任何机会。”监狱长的信条是瞧着哪个囚犯不顺眼，便狠狠地揍他一顿。德马拉则将以前与少年犯和弱智儿童在一起时那套方法搬了过来：以沉静、稳重、和蔼的态度对待他们，和他们交谈，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从不以武力对待他们。这种方法使整个亨兹维尔监狱的管理井井有条。但不是人人都能适应德马拉的这种方法。大部分看守不愿意改变。而大部分管理人员却不能改变。然而人人都满怀惊讶地看着他，像马戏团的观众观看驯兽师驯服狮子那样，看着他凋教那些最顽固、最危险的囚犯们。从没有人见过这个，也无人相信这种情形会维持长久。

“那个琼斯看守肯定会被干掉。”一个犯人注视着德马拉(又名本·伍·琼斯)毫无畏惧地冲进一伙用自制武器互相乱砍的犯人中进行制止说道，并不是说德马拉是监狱的行善者，或者说他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他只是觉得没必要和他们计较。凭他运动员的体魄和力量，他完全可以和他们中最出色者进行较量，可他不这么做：这可令这些无所不为的犯人们着迷。亨兹维尔的高级监狱长O.B.埃利斯因为发现了德马拉这个人才而欣喜万分。“琼斯”很快得到提升，以后提升不断，不到两年时间，他便提升为亨兹维尔监狱重防区的副监狱长，而且极有可能下一年升仟监狱长。这种火箭般的提升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以至州长亲自打电话间问埃利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否认，也没必要否认，”事后埃利斯说道。或者德马拉又一次暴露了真实身份。“琼斯，或者德马拉，或不管什么名字，反正他是监狱工作最好的人。他的前程远大，只要他能将过去的历史全部抹掉，重新用一些合法的证件，我会立即再雇用他。这一次的暴露实在具有讽刺意义：由于亨兹维尔监狱太缺乏阅读的书籍，德马拉叫本地童子军去为监狱犯人收集旧书报杂志。童子军们送来好几箱经过审查的禁读品或内容危险的书刊。所谓“内容危险”纯粹是主观想法。

报纸对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 Jr.)的报道

一天，一名犯人正好翻到刊载德马拉故事的“生活”杂志。当时德马拉不当班，到他来上班时，有关他的故事已经在监狱传得沸沸扬扬。德马拉只有赶紧回家打点行李，三天后他便潜往佛罗里达。从亨兹维尔监狱出来后，德马拉完全放弃了恢复真实姓名的想法，以弗兰克·金斯顿的名字在麻萨诸塞州的另一家儿童福利院工作。他以马丁·戈德佳特的名字在缅因州的北哈文岛—家学校教书。用同—名字假造了教师资格证书，以谋求在阿拉斯加波因特·巴罗的教席。但即使身处遥远的北方，他还是立即被—名33岁的看门老人认了出来，该看门人曾经读过“生活”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他的文章，

1958午，他以卡尔·谢尔比的身份在墨西哥的一次桥梁建筑工程中担任全权工程师。6个月后，他渡海前往古巴， 以本·仇·琼断的名字试图再找一份监狱看守的活，但古巴人读过“生活”这本刊物。当他以受人尊重的中学教师杰佛逊·伯德·桑恩(教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的身份在麻萨渚塞文契顿又一次暴露时。他又一次成为报刊杂志的热门活题。他在文契顿拘留期间，收到以前“卡育加”号舰上水兵的一张圣涎卡，还有一张舰的照片和—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上抄录了一首波顿·布莱坚的诗“忠咸”。他们没有忘记他。

他的”公众”也没有忘记他。1960年好莱坞导演罗伯特·马利根推出了一部以德马拉为原型的、反响很大的电影“伟大的诈骗”，由托尼·柯蒂斯担纲主演。这当然不是什么艺术之作，但却使另一位导演戈登·布莱尔制作了一部名为“催眠之眼”的医学恐怖片，并让德马拉本人在其中扮演一名医生。

电影极为轰动，据德马拉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克里彻顿是最后一个听到他声音的人。于是1960年，德马拉给他打来一个电话，但不愿说出他身在何处打电活。他显然很激动”我把他们都耍了”，他的语调比以往多年更轻松、更自信。“喂，伙计，我希望向你表示对那本书(克里彻顿写的传记”伟大的诈骗”)感到遗憾。遗憾以前同意你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