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惨案是于1972年9月5日发生在西德慕尼黑的一次恐怖事件。策划者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九月组织，袭击对象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结果该代表团11人遭枪杀。

香港《明报》1972年9月6日、7日以头版报导慕尼黑惨案。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在运动会召开的前一周里，人们多次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次大会的热烈评论：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诚然，这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以色列也派了一个到当年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尽管有些人身上还有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留下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但他们对参加这届奥运会显得兴致勃勃。

运动会开始一周里，运动员的成绩骄人，人们都沉浸在奥运盛会的祥和与欢乐之中。然而，在这场和平盛会的背后，却有巨大的隐忧：有关决策官员为满足购买先进体育器材的巨大投资需要，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对于呕心沥血主办这届奥运会的西德官员来说，他们希望这次运动会能让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复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人们应抹去二战和希特勒时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留下的阴影。西德的边防人员和重要的运输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这给了恐怖分子一个可乘之机。

事件经过

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了，以色列选手陆续回到了奥运村。5日凌晨约4时，他们还在沉睡，奥运村外面忽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拎着沉重的运动包，悄然走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

这8个人是一个名叫“黑九月”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既定目标——奥运村中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建筑物。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先前察看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时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保安根本不会阻拦。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径服作为伪装。拿今天的标准看，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工作实在是一个笑话：整个奥运村仅用一层薄薄的铁丝网拦住，当运动员回来晚了，他们都愿意翻越铁丝网，抄近路回家。此外，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有几个保安，但居然没配武器！这些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他们在几个以色列人住的一号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门。他们的行动被屋内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察觉。随后，恐怖分子与以色列运动员们展开搏斗。25分钟后，举重教练、运动员约瑟夫·罗曼被击毙，其余9人被劫为人质。

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搏斗时断时续，几声枪响和撕心裂肺的呼叫过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闹不清出了什么乱子，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

4时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一名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

一名黑色九月 成员闯入奥运村以色列驻地

以色列代表团驻地被武装闯入

拯救人质行动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和内政部长Hans-Dietrich Genscher拒绝了以色列方面派遣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请求。对于此行动的解释是，德国有关当局认为能独立解决此次人质事件。此后，黑色九月发表声明，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政治犯。以色列政府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同意考虑将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进行谈判的建议。奥运村市长Walther Tröger，NOK主席Willi Daume，警察局长兼20届奥运会安全总长Manfred Schreiber，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Bruno Merk和内政部长Hans-Dietrich Genscher愿意代替人质，但也遭到拒绝。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也授权国际奥委会埃及委员艾哈迈德·图尼与恐怖分子谈判：在释放人质条件下，保证恐怖分子安全离境，并支付他们巨额资金。但遭到拒绝。当晚10时许，西德同意“黑色九月”的撤离要求，用两架直升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然后转机离境。警方原拟乘换机之机，营救人质。当时在机场布置了5名狙击手，因为德国方面当时认为只会有五名恐怖分子，其实有八个。而且由于交通堵塞，令到装甲车迟到半小时。

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波音727客机，恐怖分子头领前往检查飞机，而人质则继续留在直升飞机内。当恐怖分子头领发现波音客机内没有任何机组成员时，他立即返回并向天开枪。狙击手错误认为这是攻击信号，并立刻开火。警察立刻打开大型探照灯照亮现场。这时大约是晚上11时。狙击手没有无线电通讯装置，没有夜视装置和头盔。第一轮射击中击中了检查飞机的恐怖分子头目Iassa。但他后来爬回到其他恐怖分子那里。三名恐怖分子藏身到直升飞机后面还击，而且在狙击手的视觉范围外。战斗持续45分钟，直到装甲车到来。

由于恐惧，一名恐怖分子向第一架直升机内的人质开火，并让其他两名恐怖分子走出掩护。他跳出去的时候留下了一枚手榴弹。但三名恐怖分子均被狙击手射杀。接下来的爆炸杀死了直升机内的所有人质。第二架直升机的五名人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全部死亡。西德在这次营救中也牺牲了1名警察和1名飞行员。8名恐怖分子5名被消灭，剩余3名逃跑时被逮捕，但在1977年的一次劫机事件中被营救。巴伐利亚州警察的调查并不能排除有人质为警方所射杀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射杀了所有人质。因为尸体被高度烧焦，无法实施进一步辨认。

1972年9月6日，举行了对以色列代表团的追悼仪式，中断了34个小时的奥运会继续进行。奥林匹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声痛哭。为了悼念11名死难者，11个座位被空着。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营救行动失败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纷纷指责西德警察无能，抨击西德政府“视人质生命如儿戏”。这次恐怖事件，让西德蒙受了奇耻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危机感。

事件的教训

狙击的失败导致了被害的扩大。事后分析主要原因有：情报不足；狙击手使用的莱福枪在深夜进行狙击却没有装暗視装置；无线电联络设备不足，导致狙击时机无法正确把握；狙击手个人技术水平问题；狙击枪问题，导致一次狙击失败后，不能快速进行下一次射击。西德政府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训练了一支反恐特种部队，称作国境第9警备队(GSG-9)。同时吸取狙击失败的教训，设计了更新式的狙击用莱福枪。

遇害的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David Berger，Ze'ev Friedman，Joseph Gottfreund，Eliezer Halfin，Joseph Romano，Andrei Schpitzer，Amitsur Schapira，Kahat Schor，Mark Slavin，Jaakov Springer和Moshe Weinberg